【初探唐诗宋词作者的官职与职业生涯研究 】
创造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是每个普通人的追求，其对现代人而言，个体通过职业满足达到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个体也通过职业为单位为舞台，替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贡献。但对古代读书人而言，学而优则仕，追求仕途的成功和理想的实现就是他们创造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我们从唐诗宋词作者的生平介绍，看到了他们毕尽一生不懈的努力求取功名，为官一任造福百姓，留下许多传世不朽的诗文，但其中也有怀才不遇或在官场拼搏斗争中被贬被流放，少数自艾自怨，但多数因而写下光彩辉煌充满人生宇宙哲理的篇章，他们就像打开的每颗饱经磨难的贝壳，晶莹闪亮的大颗珍珠如热泪从蔚蓝的眼睛中淌涌而出。
在唐朝（618年~907年）二百九十年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云蒸霞蔚，名家辈出，唐诗数量多达五万余首，当中最流行而家传户晓的，要算《唐诗三百首》，收录了77家诗人，共311首。而《宋词三百首》最流行的选本就是由晚清朱孝臧于1924年编定，共收宋代320年间88家词人的三百首词作，它是从一千五百名宋词名家的两万余首宋词中选出。
这77家诗人+88家词人=165位，是我们喜爱和敬仰的隔着时空时常对话的唐诗宋词的作者，他们几行文字的生平介绍（包含官场职位）总在我们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是有一段好长的时间，但我们也没搞清楚他们一生做过什么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司马官是什么官？” 我们都曾经好奇过，仅此而已。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江州司马时写下名垂千古的《琵琶行》的诗句，据悉仅在中唐时期，除了白居易之外，由于“永贞革新”严重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其中柳宗元就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人还没到位，又被加贬到更遥远的永州（今湖南零陵）担任司马，其好友刘禹锡也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王建被贬陕州司马；人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被贬睦州司马；后来名噪一时的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等等。在唐朝，司马这个官职的职务就是协助当地的刺史办事，但是更多的只是个虚名，没有任何职权，它几乎成为了唐朝的朝廷贬官的一个代名词。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些被贬的司马们并非什么奸佞之徒，相反地，其中还不乏谦谦君子，但他们的正直在庙堂上得不到重视也无法立足，被抛弃到蛮夷野地，任其自生自灭，但这群人顽强的生命力的坚持，从政治领域转向了文学领域，以生花妙笔，直抒胸臆，他们的诗文唱和，苦中作乐。一千年后，翻开中国文学史，不经意间却发现，这些被贬的司马们的名字，竟然个个都历历在目，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
至于同音的真正的司马光（1019年~1086年）又担任过什么职务呢？他的《破瓮救友》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我们小学的启蒙课本里，他算是一位比较成功的读书致仕的例子，历任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朝廷官。宋仁宗时中进士，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一年后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自己辞掉华州判改任苏州判官。26岁时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以及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33岁时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两年后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一年后他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任郓州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之后改任并州通判。三年后重回中央朝廷，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之后又担任擢修起居注、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44岁时擢为知制诰，但他不愿就职，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一年后朝廷任他为龙图阁直学士，不久又任御史中丞。三年后擢升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自随，继续编撰《资治通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这时他已66岁，司马光的人格在历代文人当中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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