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应该是人生赞颂魂灵者的低吟
人们对诗和诗人的定位以及对诗和诗人的期许，往往不是曲高和寡、正义凌然、高屋建瓴，令人心旌摇荡的热血沸腾，就是对诗和诗人的期许过高，甚至是期冀诗和诗人都成为祭品，生命须要祭品——但不应该是诗歌或诗人。
人们对诗魂的期许诚可嘉 亦可赞，对诗的定位也很高，华丽多彩虚无缥缈，但愿不要成为空中楼阁；对诗人和诗的期许不是弓箭、长矛，就是伟大、贤圣，其实一直以来，都只是弓箭长矛，却没有什么贤圣伟大，所以不要期许后者，但是也别被人拿了去当了前者。
虽然也有很多诗歌高大上的传奇，但从来没有成为主宰——李白可以让太监为其脱靴，但充其量那也只是一个奴才为另一个奴才的服务，戏耍的还是李白自己这个阶层，并不是其主子，杨贵妃依然高高在上，李白不仅无可奈何，而且还得乖乖地为其赋诗填词，李白依然是奴才，既不是弓箭长矛，更没有什么贤圣伟大，只不过是一个奴才中的高级别奴才，或者是一个有诗歌天赋的奴才罢了，所以只配赋赋诗填填词而已，并不比那些类似弓箭、长矛的奴才好到哪里，这就是诗歌过往的地位和用途——供闲人贵妇享乐的雅致之物，格律诗远没有风雅颂那么来得自然轻松、那么朴实无华，格律诗是统治阶层的鼻烟壶、趋炎附势者的附庸品，仅此而已。
生命须要祭品，但最不应该是诗歌或诗人——可这血祭品种却无疑就有诗歌或诗人，于是就有了诗人的炼狱或神灯，就有了九歌或离骚、龙舟或粽子——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诗人，总会是强权暴政所吞噬的一个个献祭品”，但愿不要一语成谶。
诗人或那些被人们视为不是诗的文字，在这个世界、这片人间，毋容置疑既不共生，也不会共亡！因为他们或他们的文字，既不是什么所谓的正义刀锋，更不是什么所谓上帝的矛刃，实际上往往都会是在人类文明和文化上 画蛇添上足，亦或是貂尾捆上帚——诗人也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期许或忽悠他们去做献祭品或牺牲品。
事实上个体的生命若与人类的整个命运或生命来比，那就太显得微乎其微了，不错个体的人命是命——人命关天，但对于所有逝去的生命来说，又有何值得大惊小怪呢？人的生命总归是要逝去，这对于所有逝去或没有逝去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你若看重他，那是你只站在了这个小众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但世界之大却不是一两个小众能彰显出来的，如若你站在整体生命的角度，人类生命的高度，再回过头来看，你可能就没有了那种不解或义愤了。
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生命的渊源或生命的去向，以及生命生存的质量和数量、生命生存的宽度和广度，决不应该被如何逝去所纠结、所缠绕，人们对生命的渊源和去向关注不是很普遍，也不是很在意——只有那些站在高高耸立的人类金字塔顶的人，才会关注，并且将其视为比生命和生存更为重要的事体，这些人虽然说不是很多（虽然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或搞明白我们生命的渊源和去向），但却是我们人类这种生物里的智者，是人类的灯塔性、标志性的人物——不论是哪个民族都将其视为圣人。
当然更多的人在乎的是生命如何存在，生命的生存问题——这才是人世间所有人关注的事体，并为此而从个体的单打独斗到成群结队，再到家族宗亲和氏族部落，直到如今的民族国家、社会形态，这种关乎生存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和难分难解的生命情结，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历史性走向，而且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政治走向，这里先不谈政治上对生命生存问题的看法和处置方式、方法，只就文学或诗歌对生命生存这一问题的把握，做些简要的梳理，旨在抛砖引玉，并不敢自我欣赏。
其实人们对生命如何生活或生存，不仅有过很多得理解惑见解，而且还有着很多不同的方式或方法：诸如王维的空灵、韩愈的执着，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情壮志和恃才傲物、洒脱不羁放荡，杜甫的家书万金、烽火连天的拮据和安得广夏千万间的大爱情怀，莎士比亚的哈默雷特和复仇之剑、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和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扼腕叹息，都是他们在生命历程中就生命和生存问题，所给出的个人的理解见解或直接的回答——
不管是但丁得神火和荷马的史诗，还是屈原的离骚九歌，王维的空灵、韩愈的执着，李白的恃才傲物，杜甫的大爱情怀，以及莎士比亚的复仇之剑汤显祖的扼腕叹息，这一切的一切 生命和生存，都是他们这些诗人或诗歌中的灵魂；既然生命和生存是诗歌的诗魂，那么生命生存历程中的社会、群体、人生就成了诗歌赞颂魂灵者的低吟的场所或舞台背景，诗歌就不仅应该是人类一切话语中最美丽的语言、最朴实的说辞，而且还应该是最能让人的生命生存绽放光彩、精神豪迈的嘹亮赞歌。
虽然我们说;决不应该被生命如何逝去所纠结、所缠绕，但生命的逝去却还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虽然不是诗歌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用讴歌生命生存的价值来抵消生命逝去的无奈或不可抗拒，使人们重视生命生存的同时也去关注一下逝去的自然而然，从而不至于生发悲伤或沉沦，诗歌关注逝去的使命在于逝去的自然而然，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诗歌关注逝去的自然而然了。
标签：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