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我独自一人”
聂广友 著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里尔克《豹》
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的努力，于其自己来说，有可能是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一生的迁徒不可不谓巨大，距离不可不谓曲折、传奇、迂远，但对一个旁观者而言，他也仍然只是在他自己的形体里辗转。而生命正是这样一个在有限的囿限里的无限的努力。诗人也不例外。郑文斌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正是通过他的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突破，在谱写着属于他自已的生命轨迹、感动着他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也感动了自己。他在时时突破着自我的同时，又时时在固守着自我的圆心。于我看来，更多的正是郑文斌的这后一个特点，才成全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就文斌具体的诗去展开，我更愿意从一个更远一些的视角来看文斌这个人本身，希望能从这个角度达成对他的诗在整体上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就我个人看来，郑文斌是一个有着独特品质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颇有天赋的诗人。而他的天赋是以这样一种形式体现的：今天，当很多诗人都致力于形成类似的形式时，他们只得到了一个矫饰的灵魂；而郑文斌却勇敢地展示了自己的内心，一个真实无比、千真万确的内心，于是在一种不被关注中，他默默写出了一部有着独创性的诗歌作品。
一．泉水
我和文斌认识已整整二十年了。作为大学同班同学，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的自我确认比我要早，更主动和自觉。也许是他的身世（他母亲过早的去世）的原因，使他的成熟显得要比同龄人早些。他是我们新学期的班长。但他的成熟不是一般世故意义上的圆滑，他在这点上反而有时不如别的同龄人。他的成熟更多是显现在他的对自我的严谨的控制上。他在待人接物上也显得很有办法，很大方；他不屑于在一些小技术上来调整自我与世俗的默契；他总是显得很正直和坦率。我想，正是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一直左右着他的命运，并且也反映在了他的诗中，并且也决定着他诗歌创作的进程。有一件事也许可以稍见端倪。临毕业时，经贸部派人到我们学校来招人，传说是可以直接到香港去工作。作为我们班的优秀学员，文斌获得了面试的资格。面试后的结果，文斌是唯一被选中的一个，他也成了我们班当年毕业分配最好的同学。后来传说被选中的原因是，文斌在面试时，在主审者面前成功大声地朗读了自己的一首诗。后来我向文斌求证此事，他哈哈大笑，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诗歌让他总是显得很光明和自信。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对各种事物的态度，尤其是自己的优势。
大二、大三时，正处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现代诗的创作热潮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如火如荼后，慢慢平息下来，但我们正赶上了它的余波。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余波还是有一定气势的，直到我们93年毕业后，这个浪潮才彻底平息了下去。那时，我记得我也算是一个文学青年，但只是局限在小说和散文的领域，根本没接触过诗，正是受了文斌的影响才慢慢开始尝试写诗的。但那时文斌在诗坛的交往却已经迈出了校园，在这方面，他确实显得都比我们成熟。他慢慢和杭州青年诗社联系上了，并且经常去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学习和提高自己对诗歌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才认识了梁晓明等诗人。去年，在一次北回归线的活动上，文斌和晓明闲聊，文斌说到自己在早年曾有幸受史蒂文斯的影响，并感谢晓明兄当年送的《史蒂文斯诗集》。晓明一听，大为懊悔，说是自己一直在寻找这本诗集，却不曾晓诗集原来在你这里。文斌早年的诗简洁有力、经常有一些奇崛、迅捷而新颖的意象，正是受了史蒂文斯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和文斌青春期时的内在自我碰撞激荡着。文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和背景下完成了他的第一个诗歌创作阶段，收获到了像《泉水》、《红果子》、《流年》、《阳光》等一系列的优秀诗作。就像上文中所述的那样，郑文斌在突破着自我的同时，更多也是在固守着他内心的小圆心，《泉水》、《红果子》的写作时期和《海碗》属于同一时期，从后者就可以很明显得感受到史蒂文斯诗的影响，诗句显得抽象而奇崛。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文斌的佳作，它显得不“稳固”。后来文斌在谈诗时就经常说到这个词，这个词引伸出来的焦虑，会让诗人自觉退回到离自我圆心近一点的地方。而从前面两首诗看来，它们整个儿就是诗人自我的内心写照，他的受到史蒂文斯的影响己经被自我消化掉了，倒是有些歌德的一些抒情诗的影子，但它比起歌德的诗来又显得更注重对形式的关注，这两首诗和史蒂文斯的关系已经被自我的焦虑弱化了。在这前二者和后者之间，我记得其实还有一首诗，好象叫《花朵》，但可惜已经遗失了。从《花朵》这首诗身上就可以更明显得看到这两者衔接的影子。但随着发展，这些影子最后都被郑文斌强大的自我同化掉了。诗人其实很坦然，他很开放也很愿意接受一切更前卫的思想和形式的影响。但他的内心又显得小心翼翼，最后又劝说自已回到他的道德阵营里来，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诗作对生命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坚守。在他心中，好像总有两个阵营，一个是归属于以荷马、歌德、但丁等为代表的古典的价值和伦理体系，一个是以史蒂文斯、里尔克、聂鲁达等为代表的现代的前卫的哲学和伦理体系。但即使是后面一个阵营，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保守的，何况，诗人还要时时的踅回到前面一个阵营里去。但是好在，诗歌是诗歌，理论是理论，我记得叶嘉莹在论述杜甫诗歌的成就时，就把情感的浓度作为诗人诗歌的致胜核心。有点类似于这样，正是对第二个阵营的突破在推动着诗人创作的历程的进展，而又是这个对第一阵营的坚守，才使他收获到了他该有的成绩。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古典的人，这是他的优势。
我们能在《泉水》、《红果子》这些诗里看到一个热烈的、纯粹的、有着无穷爆发力的、迅捷的、拥有着一个颗赤子之心的天真的郑文斌。这是一个真实的郑文斌，一个和生活中相类似的充满无穷诗意的郑文斌。其实这样一个诗人和世俗社会相处时，本能的就会有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里面。这种矛盾，会把你的优点在世俗社会里放大成一种尴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无情地嘲笑它仿佛方向用反了的热情，这就有点类似于刘翔笔下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景况。但从一种更大更严肃的背景下来观察，这其实是一种有着无限诗意的，类似于象征似的人类行为的修辞，却会在现实社会里受到庸人、理智者的嘲笑。我就很多次看到不同的两个郑文斌在江湖上出现，生活中的文斌的是一个有着很多热情的无限正确的青年。但一到网上、论坛上，他有时就会显得与世俗的格格不入。也许在自己书面语言里出现的郑文斌是一个经过了修辞的已经夸张了的更真实的自我，但正是这个自我和在生活中看到的自我不一样。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在修辞意义下的自我会让真实的诗人在世俗的活动中遭遇到更猛烈的抵抗，这是一个真诗人的必然遭遇，它甚至是一个诗人真伪的标记。脱离了校园走上社会的文斌遭遇到了多少抵抗，我知道的也许永远比实际上小很多，但据我所知，文斌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很强调要自觉地让自我的精神状态保持一种平衡。也许，这种本身的强调就说明了他的艰难及所遇到的抵抗，而他正是用他的自我的时时的突破来抵御着这种危险。而这种突破又是靠着他的诗歌来实现的，这种诗歌的技术和他对抗世俗的技术都是属于技术的范畴。但是在每一次的调整之后，在每一次向世俗社会中迈出去一些后，他又都会在之后的调整中退回他内心的圆心一些。这种演变的历程，就像他在自己的诗歌中所述的“我惊觉小齿轮又转动了一格”。这种描写很细节化，在他的个性里，有着一种很真实有力度的细节能力，但这种细节显得很硬，有一种在现实中不善拐弯的缺点。但是，他每一次的心平静气的带着胜利的心回来时，他的那些反抗的能量都到哪里去了呢？也许，这正是我们看到他的诗为什么总是这样充满着力量和感情的原因。
他体现在诗中的突破，其实也是希尼所述的诗歌的纠正的力量在郑文斌身上的体现。这种调整其实在校园里早就在发生，他是通过对不同的诗歌的力量在他身上的调和来实现的。在写出了《泉水》、红果子》等诗作的后一些日子，他又相继写出了《流年》、《阳光》、《春天的音乐课》等一批更为成熟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诗人已经能熟练地使用一些新的语言修辞来抒发内心更丰富的需要。这种修辞技巧的扩充，我想，肯定是诗人扩充自我、增长内在自我的一个重要的形式。这些诗歌在底色上和前面的诗作较为相似，仍是一种充满了天真的想像，充满着很多健康、光明的意象，在乐感上也是充溢着一种轻快的、向上的音调。这种光亮的底色让我想到《诗经》里的音调和色彩，总体来说，这些诗作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虽然，在后面的诗作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于纯粹的早期的郑文斌更多修辞了的内心，但在色调上仍然是和前面的诗作保持了大体一致。但更多的仍是浪漫主义浓郁的，飞翔在理想主义天空下的郑文斌，就他个人来说，他好象更喜欢那首《秋天，我独自一人》。这首诗，在我理解，它更多地是通过用一种节奏和音调的方式来抒发诗人内心自我的对自我圆心的固守的情操。全诗一唱三叹，来回吟咏，颇有些类似于诗人之后对自我圆心的多次坚守的写照。这一时期的诗人是青春的，是浪漫的。他感受世界的方式，也颇有些类似于青春期写作的方式，更多是靠心灵，靠感官来捕捉内心的诗意，我把它归为他的青春期写作时期。
二．翻山越岭
在临毕业时期，文斌又写出了《翻山越岭》这首诗。这里，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向下俯看客观现实的诗人的影子，仿佛他也知道即将到来的世俗的社会的现实的残暴性一面。文斌很热爱智利诗人聂鲁达，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受其影响的气息。在现代诗中，有一种更多地是通过对自我的修辞来寻觅一种延伸的可能性，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强调对个体的关注来达到寻觅真理的方式。还有一种，显得更传统，他们更强调个体在整体中的依附关系，而更强调了历史传统中的一些道德伦理观，从而更加确认了正义、道德等词汇在现实里的比重。相对于前一种方式的在形式上的先锋性，后一种更加注重历史伦理道德的延续性。无疑，郑文斌选择的是后一种。文斌的这种选择，一直坚持到他至今为止的写作中，这是他的主要特征。在这首诗里，郑文斌虽然仍然保持了他的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自信、乐观，想像力丰富大胆，但全诗又弥漫了一种聂鲁达似的对现实的观照。一种大踏步在大地上行走的沉实的气息。可以说，尽管后来诗人的诗风经常有着变化，但这种理想主义携带些现实主义风格就一直贯穿于他的诗歌写作中，或者说他的现实主义诗歌都很明显得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一直自觉地有意识地选择了这样一种正统的情怀。像这样的充满激情的风格，同样也充斥在像巴列霍、赫尔曼等南美诗人那里。这一种有点相同类似的审美选择，也是他天然的从内心就喜欢的情趣。所以也难怪乎在今年一次胡安．赫尔曼的见面会上，他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时，就很有感觉，以至于当场创作了一首诗送给赫尔曼。这种有点类似于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南美另一个大诗人博尔赫斯是不一样的风格，像前者这样的对抒情诗的固守，证明了郑文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景况又使我想起了评论家刘翔对抒情诗的一贯的维护，我觉得，这里也是有相通的情怀在里面。
大学毕业后，郑文斌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经贸部工作，但去香港之前，他被先派到了哈尔滨去实习两年，在这座曾让他撒下了无数辛劳的汗水的城池里，他结识了张曙光、李景冰、桑克等诗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其间适应社会，作品较少，写作缺乏进步，但张曙光的为人和诗歌均对我产生深刻影响”。除了这个“深刻影响”的收获之外，他还在哈尔滨认识了他的严格意义上的初恋女友。我们知道，文斌的体内有的是热情，这种热情体现在诗中能转化为一种力度，但体现在生活中，就我的理解而言，有可能也会带来一种破坏作用。他在燃烧自我的同时势必也会向对方提出对等的要求，这个要求会向对方提出约束，我的意思是，如果对方也是一个和文斌有着同样的高素养的女孩的话，如果她能更冷静一些的话，也许会帮助他浇灭或转移些旺盛的火焰，但他又像他的诗一样，他喜欢热情、生命力胜过对理智选择，于是，结果可想而知，一种不对等的爱情只会产生一种更加刻骨铭心的苦楚。他付出了很多，收获到的却很少。虽然他心廿情愿，但这种不对称的天平的两端带给他无穷的不停的摇晃和震荡。此事未了，他就被组织很快地派到去香港工作，异乡的寂寞使他的爱恋又加深了几许。我想，总是这样，不是甜蜜，而是苦痛才使爱情变得更深刻而崇高。在这里，我大谈文斌的感情，实在是因为，这种人类深刻的情感体验对文斌的诗和他以后对世界的理解的形成至关重要。当然，文斌也收获到了应有的爱情，当更多年之后，文斌来到上海工作，更加成熟后的初恋女友有可能领悟到了文斌当时的深刻的情感，不辞千里从哈尔滨来到上海探望。在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一切已经时过境迁，热情的火焰业已冰冷，爱情已在他的心中慢慢被倾空了。直到此时，他才真正从这个感情里走出来。从类型上来说，我觉的世间一切的爱又都是相通的，在沉浸于他的感情生活之中的文斌时常感到忏悔，他觉得亏欠另一种爱太多，他给了自己太多，留给家人的太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诉说着他对自己母亲深情的怀念，对父亲、大姐、二姐、三姐的内疚。他觉得自己做的太少了，觉得自己过上了花天酒地腐朽的生活，却很少资助他们；又觉得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迟迟未能结婚。想到他年迈的父亲还在一如继往的对他期盼，想到他这么大年纪自己又不能时时在身边照料，想到他在湖南和他工作地之间的时时辗转的身影，他就掉泪。他写了很多关于亲人的诗。
在这里，我们来特别说说这些诗。就像很多的诗人一样，亲人故乡也占据着诗人诗作的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这种关注贯穿在他写作的各个时期。我们都知道，他的母亲过早离他而去，他的故乡是湖南新田县土桥头村。但在这些作品中最多的还是写他父亲的，写的最好的也是写父亲的，这些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透出诗人对故乡亲人深深地眷顾。其中很多细节的描写很让人震憾，比如描写他父亲摔碗的情节，从中我们也可领略出诗人一颗别具一格的赤子之心。我觉得，诗人郑文斌的所有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是建立在他父亲这个湖南老人身上。从文斌这些诗歌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样一个同样可爱的老农民的身影。他比一般农民要显得更有文化一些，也更有力量；他的各种缺点，他爱隔壁人家的寡妇，只是证明着他还在倔强的热爱着上天赋予他的生命而已；他性格刚烈，为人正直，多愁善感又不无自私；他热烈而掘强地争取和迷恋有可能的美好生活。这种性格深深地同样烙印在了文斌身上，也是他的诗歌的更古老的源头。但同时，我又认为，文斌从他那无怨无悔、只知奉献的更伟大的母亲身上遗传到了一种更宽容和善良的品德。这种对亲人的爱，这种人类最高贵的情感正是诗人所有情感的基础，也是他那颗略显笨拙却有力的古典情操的来源。很多时候，他和他的父亲一个样，正直勇敢、固执、热情、散发出一种对生命的极度的热爱。我们重新接上上文所述的诗人的爱情生活。我想说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感情中，文斌慢慢地同时进入到了生活的更深处，这种双重的压力使他有时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但他也慢慢平静下来，“我不再对世事怒气冲冲。”其实在文斌身上有着很多与社会共通而融洽的地方。他比一般人而言能更快地获得他人的好感和信任，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有信心和乐观。但从根本上而言，我觉得他身上的那些可贵的品质和世俗的一面是相抵触的，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的孤独、彷徨。他像一只受困的猛兽。他有时这样说，我没有疯掉，全赖于诗。他因此特别注重心智的平衡。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正是因为他身上的那些古典的品质，使他承担到了更多的苦楚，也是这些可贵的品质使他总能返回到平静的内心。是这个世俗的社会，才会让他的这种品质要他不可避免地去做一个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但归根结底，我们总是不能去埋怨这个社会。我们所能做得只有去面对它，并同时强迫自我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文斌临毕业时写出的《翻山越岭》一诗里，就显现出了他有这种调整能力。
毕业之后，文斌仍然在很用心地在写诗，而我那时已经停止了对诗歌的创作，他可能会显得更加孤独。后来我又重新认真创作，我想他是相当高兴的。正是在这段孤独的时期，在异乡，在香港期间，他写出了和他之前迥然不同的诗歌，和他早期的诗歌中的光明的、浪漫的充满想象的诗歌不一样的诗歌，这些诗歌充满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又包含着情感。这种诗歌的品质，在我认为是他对《翻山越岭》的延展，是一种很现实主义的诗歌。我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一个诗人要完全摒弃掉他以前的特点，来实现一种完全崭新的创作，这是相当艰巨的，他不仅要有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一个崭新的内心。他自己描述他在香港时的状况说：“97-99年调香港工作，认识黄灿然、王敏、孟浪、郑单衣、揭春雨、廖伟棠等优秀诗人，倾心接受黄灿然诗歌学养，写出第二批好作品。”这个影响，在我认为还要加上前面张曙光的影响。文斌是一个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的人，他每到一处，总要去拜访所在地的优秀诗人，并企求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新的东西。他老是念念不忘对他在不同阶段施加了影响的诗人的感念是出自内心的。当然，除了从这些友人身上学习外，他也更多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很多他们推崇的诗人，这种对更多的不同的诗人的接受和阅读拓宽着他的眼界，增长着他对诗歌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在默默改变着他的诗歌的轨道。在这里，我想着重提一个诗人，就是爱尔兰伟大诗人叶芝。我想有可能，文斌正是在叶芝身上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初恋女友于他来说，就好比毛．德冈之于叶芝。叶芝的诗在我看来，他诗中惊心动魄的力量来自于他对毛．德冈的刻骨铭心的爱，他把这种爱和对民族的爱混合在一起，并加强和深刻了后者，也加强深刻了他的诗，它影响着诗人的一生直到死。文斌比叶芝幸运，他的博大的爱终于感动了初恋女友，使她不久之后即明白了文斌心甘情愿而又不平凡的付出，也使得文斌有机会从她的统治的阴影里走出来。这里有文斌在世俗中慢慢被改变了的因素，也有命运的原因。总之，这段感情彻底让文斌从浪漫主义的纯粹的光明里猛醒，对叶芝的热爱也使得他在内心最深处接受了一种新的坚实的诗风。但更重要的是，他拓宽了自我，使他的浪漫纯粹的光明的性格里有了对生活更坚实的承担和把握的能力。他写的《致叶芝》的系列诗都属他最优秀的诗歌之列。饱含着对事物的坚忍的爱，这种坚忍也在预示着文斌对复杂生活的深刻的宽容，而这都是要在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的基础之上才能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文斌还写下了诸如《园丁》、《牛顿在1670年》等优秀之作，以及《僵冷盛大的日子》、《不要去惋惜青春》、《我不再对世事》等饱含着深情的诗作。
这些作品都属于文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里的代表作。在这个阶段里诗人特别强调了在诗中对人生经验的贯注和积累，相比于他的青春期的作品中倾泄的才华比较，这些作品更冷静，更隐忍，也更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关怀力度。这是诗人对自我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些诗里的力度虽然是隐忍着的，但仍能隐隐让我们觉察到，这仍是一种迅捷的力量，一种很硬朗的品质。诗中仍然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强烈的情感，这些都是诗人对内心的固守在诗中的表现。我们仍能感觉到诗人保有的一个同样强大的意志力，他只是换了一个资态而已。文斌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甚到有时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在完成了一些内心的突破之后，就会感觉到那些被突破的事物的无辜，他感觉到它们就好象是一头受到了伤害的狮子，他总是要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相对于更多的诗人表现在技术上的不停地前进，文斌采取了一种更迂回的策略，他总是围绕着他的道德和良知的尺寸圆心往前走，围绕着他内心拥有的一些古典艺术的准则圆心向前走。在我个人看来，诗人的天赋更多表现在一种性格和情感上，而不是表现在一种抽象能力上。而诗人也好象洞悉了自我的这个特点，他的诗总是显得货真价实，无比真实，又饱满含着对良知的敦敦的说教。他写了很多仓促的诗，但也留下来很多好诗。他的诗里总是满含着深情，他的喜怒总是那么真实，读来令人感触。但话也要说回来，他虽从来不缺少情感和力量，但他的好的诗歌又正是那些他使用了一定的技术的诗歌。他的古典的原则和这种先锋技术相交时能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当他能彻底消化这些技术并和他的情感融洽为一体时，他的诗就显得很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总是很乐于他能吸取更多的新技术来表达他那丰富的永不疲倦的内心世界。因为，他总是本能地拒绝和抵抗这些技术，这种悖论于他来说是一个永远的问题。也有的人因为过于迷恋技术最终使诗陷于一种先天不足中。如叫我选择，我总是更愿意读象文斌这样的诗人那些有着真情实感的真实的诗作。这些诗作，也都会因为他内心强大的气质弥漫了一个气场，这个气场对他的诗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吞陷和消化着他诗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存在。
爱情已失掉，这时的文斌也已回沪工作，一种相对的安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磨钝了他的敏捷，文斌也在向着这个更加客观现实的世俗里越走越深。有阵时间里，他甚至抛弃了他的飞翔的内心想像力，而他的固守的愿望又被他那个有着强大重力的圆心不停地拉扯，最终他终于回到了一个更古典的古代社会。他不停地读着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他不遗余力地在增加着他已经拥有了很多的传统美德。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充实。对这一段时期，我的理解是，文斌从来就不缺乏这些他要增加的元素，也许应更多地去发现一些先锋的表达他内心的方法，也许他只需要一个强烈的激发。但也许，他这种固守，也是为了夯实他的基础，以至于在时机到来时，能飞得更高。但在这个飞翔到来之前，我们还有空来说说一些题外话。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会有着他它平凡的一生，而每一个凡人又都会拥有到一个对自我来说是波澜壮阔而传奇的一生，每个人都希望有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这种焦虑在郑文斌身上体现的尤其显著。他总是一有机会就要强调它，他会在内心、在生活中自觉地高标准地要求自己，有时这个高标准是真的完成了，有时也有可能是在一种虚幻中部分地被完成。而随着时日的驰驶，这个类似于后面一种的完成方式却显得越来越趋向真实。时日消逝，却要迫使着一个内心高傲的人去慢慢接受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好在一切的希望都还在，他虽然慢慢变得暴躁，但又慢慢趋向了内心更真实的自我。这个，我想就是郑文斌诗中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一会儿说“无人能和他联手在海边垂钓”，一会儿又说“我不再对事世怒气冲冲”。我们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一个谦逊而又狂骄的诗人的形象。但最终，他越来越相信了生活残酷的一面，然而他又是倔强而不服输的。于是，这种天生的硬朗的品质在当它发出柔弱的低吟时，有时反而显示出一种相当的力度，他有很多诗都是属于这个类型。如《竖琴的弹弄者》。在诗人暴躁的反复当中，他喜欢用评点他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有一次，陈东东就开玩笑说“文斌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喜欢评点人物，这个非常有意思”，他总是喜欢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而那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有时是批评，但他的批评都是善意的。他喜欢很严格地去评点他人的诗歌，他有着一套自己很严格的古典主义标杆，他的话的语调很有感发力，让你相信他说的是对的。虽然我也认为他的标准可能有时显得过于狭隘，甚至有些滥用这些古典标准的嫌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又觉得他的批评基本能站住脚。这种对别人的批评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信心。但他同时又拥有着另一个秘密原则，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诗人，他在内心都会相当地尊敬他们，批评起来，也会显得更有善意。一般来讲，当这种批评如果发生在内部的话，事情会发展的很好，但渐渐，他把这种批评发展到了公开的领域，而且他又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在内部讲的话和外面讲的话相同，这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争论，这种有点类似于大战风车的事情本身就绽现出了人类无穷的勇气和诗意，它在一个聪明得平庸的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对于这个争论，刘翔在他的评论中说的非常相当富有诗意，“有时发生在真实的场景，但有时也可能只是发生在幻境”。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美德的表现。而且这种类似的天真的性格，也正是他的天赋的表现。
不知有谁说过这样一然话；唯理主义在诗本身的领域里无用武之地。我一直认为，相比较他身上隐藏的无穷尽的浪漫主义元素，他的抽象能力会要弱一些，相对他刚硬的品质，他的柔性会显得欠缺一些，他的很多细节也是属于力量型的。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如是描写程咬金：“相对于智慧，勇气和力量更接近于一个人纯粹的肉身”，我之所以有这个认识，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得之于对文斌的灵感和对他的认同。正是这样，当文斌的诗在他天真的品质里多一些理性的元素时，当他在硬朗的个性里放慢些节奏时，当他的古典质地碰上些新颖的现代技术时，他的诗便会显得很好。我说过，抽象理性、归纳能力是文斌的弱项，但他在内心里并不承认这点，与之有关的是，他经常愿意强调自己在世俗社会里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孰不知，这种能力，在根本上，是和他身上更高贵天真的古典气质是相冲突的。他甚至在早年有过要去从政的愿望，而其实，政治就是一种最根本的伪善。这种必然的冲突和打击便在他身上呈现出了另一种景观，使他的作品处处充满着矛盾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也更多时显现在情感的浓度上。他从他的圆心出发，在不断武装到的理性和技术装备下，他绕着的他的中心奔跑。他从一个内心天真烂漫的人慢慢变成一个在自我意识中很强调现实和理性的人。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违背他内心的行为，所以他急躁，他屈服又挺立，他犹豫，但还是向往着能突破各种束缚，而诗歌正是他借以达到内心自由的最好的方式。而在他终于在到来的第三阶段的作品里，他在一些程度上确实争取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其实，这种自由又有点像是《秋天，我独自一人》里述说到的意境，这种内心的自由所达到的一种孤独，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永远的向往。而写作在更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事，根本就不必去顾虑别人太多的看法。
三．秋天，我独自一人
2006年，在蛰伏了有一段时间之后的文斌在年末写出了《海湾禁令》，那时可能正是文斌真正彻底摆脱长年不了的的初次恋情失败的阴影，思想上开始真正成熟独立起来的重要成长时期，新的感情已有可能再次触动文斌沉寂已久的心灵。这首诗对文斌来说也是一首很重要的作品。不是说诗本身好，当然，这也是一首好诗，但更重要的是对文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就像《翻山越岭》之于他第二阶段的作品。文斌在《海湾禁令》里找到了一种崭新的抒写方式，一种释放自己能量的方式。之后，文斌就像是一个重新找到了力量源泉的人，连绵不绝地写出了诸多的作品，如《竖琴弹奏者》，《1976年的上坡路》，《重返亚布力》，《大诗人》，《恐怖魔方》，《感官幼婴》等。这让人觉得，好的诗人只是差一个提醒而已。一经突破，内心的激情、素材便会因为找到了合适的方式流溢出来，这是一种才华的表现。在这些诗里，文斌找到了一种类似于南美诗人才有的一种抒写方式，他几乎写什么就有什么，他写的太多了，一首连着一首，好象激情永远无穷无尽似的。后来，我经常想，这些诗歌可能是文斌迄今为止写的最好的诗歌。在那些他写得多的日子里，整个《北回归线》论坛的版面上便充满了他的诗歌，他又不讲究贴的方式，写一首贴一首，仿佛只是为了证明他写得多似的，他并不想把它们叠在一个贴子里发表，结果也确实证明他的贴太多了。于是有人对他提出批评意见，有的是很不友好的讽刺。我想说的是，文斌是写了很多即席之作，他甚至能在舞厅里写，在飞机上写，在大街上等人的空隙中写。他写了不少平庸的诗，但也收获到了很多真实的激情之作，这是一种充满着力度的能打动人的货真价实的优秀诗歌。也许是能力的增长或又一次爱情的滋育，他的自信重新回来了，他找到了他的能量方程式。文斌总人对人很友善，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曾经批评过他。他会记住那些曾批评过他的人，在合适的时候，他又会不计恩怨地去主动和他们媾合。在诗歌面前，他并不在乎世俗社会里的虚假的面子。这是他天真的性格在社交上的体现，他很轻易就原谅了一个人的过失。在这些诗里，文斌又恢复了一种曾经被压制了的内心的自信和自由，他早期诗歌中的浪漫和想像力在一种新的样式里面复活了；但同时又吸取了他的第二阶段时期作品的优点，而使得这些诗歌在飞翔时同时又能关注着大地，他的诗歌显得更有生命力了。他综合了他早期诗歌和他在香港时期的诗歌各自的优势，这两种元素在诗里势均力敌。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他的内心战胜了他的突破的结果，而这种成就的取得又是他的内心得到突破所得。在我的阅读中，有些诗歌会因为它的新奇而给我们产生很深的印象，但随着时日的过去，我们再读它时，便会觉得多么造作而空洞无物。这时，文斌的那些用来批评别人的标准在用来检验他自己的这些诗歌时，便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的诗很耐读。这些诗歌在它初次被阅读里还不觉得，但隔些日子读它，越来越耐读。这种情况在我的阅读中是很少有的。更多的诗人的诗作在初读时不错，但仔细读下去便会觉得无理粗糙，不同的力在诗里乱打架。这种现象在文斌的诗里不多。他的这些诗作经过他那些古典结实的准则的过滤，显得很扎实，是一种在诗意上的货真价实。我想，很多时候，使事物深刻的不是用技术来达到的，而是情感的浓度来呈现出来的，教条似的技术在细读时总会让人觉得有些枯燥。我个人很喜欢读他的诗，他的诗能经得起读，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却很有代表性，例子如下：
恐怖魔方
过于惨痛的爱
首先将他劈成了两半，
然后将他细细切割，
最后将他废弃如一堆污秽破烂。
他像一株由粗壮变干瘪的向日葵，
由于全身过于用力紧跟太阳
而脖颈全部扭断，残存的躯壳
只剩一根孤零零岔开撕裂的树桩。
连骄横跋扈的稻草人“霸王”
也震慑于它看到的这恐怖景像：
一具无头无身的尸体，
无手无脚无口无鼻无耳无眼，
甚至没有心脏；
仿佛就在爆炸的中心，
尸横遍野，血流四方。
泪水，在月下老人脸庞上
凄凉、仁慈地横淌；
令人敬畏的鬼魂和神灵
退避三舍，慌忙堵上耳朵，
侧身到一个可以躲开
他身心哀号惨叫的地方；
就连恬不知耻的乌鸦恶棍
也离他那些破碎的血肉远远——
虽然穷凶极恶，它们却首次不敢
在死亡签证书上做出汇签——
只因他的心和血肉仍在呻吟、呐喊，
仍在一块块、一点点、一丝丝、一毫毫地
相互汇聚重新粘合重建——
他的心绝不甘心死于爱的欺骗，
他将重新崛起，以一个完整的人
和一颗完整的心的荣耀，
像胜利的婴儿那样无所畏惧
而倔强地迎向新的太阳——
虽然他生动微笑的脸
和他刚刚收拢的四肢
上面仍然千疮百孔，
令人毛骨悚然地血迹斑斑。
这是一首惊心动魄的诗歌。它体现出来的境界颇有些类似于我的“语言层面的世界”的呈现，它既不是客观里的世界，也不是内心里的世界，它是“语言层面的世界”，但却呈现出了一种更惊心动魄的真实。这是一种高于前二者的真实，从中我看到了他早年的感情生活的在平静回忆里可怕地再现。从中我们也可稍窥到诗人内心里那无穷的力量与苦楚和被束缚的内心的自由。我认为，这首诗歌有点类似于秘鲁诗人巴列霍的诗，但也不比他差。与这种诗相比较，我自己就会有这种想法，很多人的诗歌是多么的无力啊。这个第三阶段的写作到目前还在文斌身上延续着。并且在断断续续地推进。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诗歌，却不被人承认，我想更多是因为他不大讲究策略，也可能因为他过多地发了很多的随心之作。但这都不重要。在这之后的延续写作中，在今年年初，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很有代表性的诗作，他命名为《智者之诗》，其实，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感性的人胜过他是一个理性者，他的诗歌的力量也主要体现在他的感性上，他的理性归纳的结果更多也只是强调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发现了死亡的必然而已。而这些，在我看来属于激情的因素都大于理性的因素，但他总是很愿意说他身上的、作品里经验层面的东西，而他这个智性层面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他内心同这个世界直接碰撞的结果。这个理智，有着他特有的个性，显得稳固而古典又略显笨拙。这个局面，在我看来也是因为他的身上的澎湃的热情所致。这就好比一个很有意思的错觉，让我想起是大诗人李白，李白在政治上是个幼稚的婴儿，但他却总是愿意承认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政治才能。就我个人而言，抛开诗的才华不算，在天性上，文斌还真是有点类似于李白的性格。很天真，这种天真更趋近于用一颗赤子之心来形容它。他拥有的精力和爆发力又让我时时想起巴尔扎克。在这些《智者之诗》的系列里面，其中有一首也很有代表性：
屠宰场之诗
年轻壮实的司机为我打开车门，
我紧了紧领带，擦净了鞋泥，
抬脚移下庞大威严的黑色奥迪。
远远地，我瞥见
一块“五丰肉食”的红字招牌
歪斜地挂在空旷硕大的梁顶。
我的人三三两两，穿着白大褂
正穿梭在高高悬挂的四排白肉那里。
我严肃而温和地走过去，
警惕着脚下污黑的脏水，小心地
往上轻提着我新洗的皮尔卡丹风衣。
“郑总好！今天情况不尽如人意。”
我在那跟友善的经理握握手，
感觉到升腾的呵气中热情的油腻。
我就在那跟其中的一个下属
讨论最近的出货和价格行情，
殷勤地尾随着我，他
拍拍雪白的猪身猪臀，在检疫员
已经盖章的批发市场转来转去。
“我们的猪最近杀得不够，
数量严重下降，质量极不稳定。”
作为主管，我急需提高销售业绩。
他们一起在那煮着猪肝猪心下水，
抱一罐开水，横度寒冷漫漫冬夜。
红光的白炽灯让屠宰场灯火通明，
讨价还价熬坏他们疲倦通红的眼睛。
我的新鞋丝毫未沾血迹，
背对肉墙后面一声凄厉的嚎叫，
我转身登车，心想——背负全人类
屠杀的罪恶，他们总算痛快地了结了
又一条可爱的生命；既无愧疚，
亦无鲜血喷溅、肌腱颤抖的怜悯。
多年以后，我依然无法确认
那些愤怒挥舞强硬刀尖的工人
安于卑微、冷漠，
还是克制了残忍，饱含生存勇毅：
他们的心一定碰到了紧绷的心，
他们的刀一定目睹
并瞬间划开了血肉分家的恐惧。
一种可贵的硬朗，一种不弯曲的力量，这种从他个性最深处而来的品质锻造着他，也锻造着他的诗歌。总而言之，文斌就是一个典型的天真的有着无穷精力的充满着古典气质的诗人。即使是他在颇讲究表现手法时，也时时体现出了他的古典的性格，这是他的短处，但更是他的长处，一种可贵的长处。在这个技术疯长的后现代时代，它会显得不合适宜，但事实上，它又难能可贵。他总是固执地要在他的诗歌里总结出一个意义的尾巴来，他固执地坚持着艺术要对良知承担的理想。人们嘲笑他，但他不理会，但其实他是理会的，这种理会在他心里争执，化作他的诗歌里的力量，他还在焦虑着，他还在不停地在制定着他的伟大的新计划，但旋即又修改它。他的精力还是那样充沛，但也慢慢露出了疲惫而厌倦的神情。也许等他真的不理会这些无聊的争执，也许等他有一天真的能够到达他内心的那个自由的古典的世界，也许等他真地能够把他的内心和那些笨拙的技术融为一体，他便能够走得更远。我知道，在他的内心，在世事不厌其烦时，他一直有着一个隐居的愿望。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陶渊明的情节，他的早期诗都有一些这方面的表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世俗社会里的人，他有着无穷的精力，他热爱这俗世里的一切美好的转瞬即逝的繁华。但也有可能，他只是把这种情怀隐藏得很深很深，当一切繁花过去之后，或者当他有了足够的生命经验和能力之后，这个隐藏的天性又会更真实得在生活形式中呈现出来。我也不知道他的诗歌能走多远，这既要看他到底有多少激情，又要看他如何使用这些激情。他很推崇英国诗人R．S．托马斯，说这个隐居在乡下的诗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有着各种缺点，但关键是伟大，这个老头所拥有的境界颇有点接近于他诗歌自由王国的模型，而这个他心中的自由王国离他到底有多远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也许已经呈现出来了，就像那首并不十分出色却对他很重要的诗中呈现的那样，在《秋天，我独自一人》里他曾这样描述过它：
没有人请我
没有人能应邀
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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